Aquarius

 （編按：本文轉載自電子工程專輯姐妹刊《國際電子商情》，作者為潘九堂，現任職深圳某手機方案公司；由於是真實反映中國電子製造業現狀，因此文內的簡體中文用法皆未潤飾，特此說明。）

「最近生意還好吧？」電梯裡只有我和這個斜挎小皮公文包、穿著像鄉鎮幹部、衣服上有些汗漬、身上散發著煙味，神色匆匆的30多歲男人。作為一個剛入行的銷售人員，這無疑是一個絕好的搭話機會。也只有在2008年的夏天，深圳華強北賽格大廈的電梯才難得這麼清靜──就好像廣深高速公路上堵車曾會影響全球PC產品的行情一樣，賽格大廈電梯的擁擠和汗臭程度也可以部份反映全球手機市場的旺淡。

「好什麼啊，現在做手機就是做機(妓)，不僅辛苦，最近還被人抓。」他把玩著手上一台還帶著貼膜的新手機，並沒有看我，自嘲地似笑非笑答道。在我反應出下一句話前，電梯門開了，他揚長而去，留下有些不知所措的我。不過，隨著入行，我很快就發現“做機”這種自嘲竟然是這個產業的標準口頭禪。

繁榮和堅挺的“山寨製造”

在深圳，類似這樣做機的從業人員可能超過了十萬數量級。由他們組成的2,000家左右手機生產商和貿易商，主要分佈在以賽格廣場、電子科技大廈和現代之窗等寫字樓為代表的華強北，以及位於深圳中心區附近的車公廟產業區，並零星散落在深圳科技園等一帶。

幾十人以上的較大手機公司通常在華強北有銷售辦公室，並在車公廟或者其它較偏的地方有採購和計畫管理部門，而很多小公司只在華強北有小型辦公室且集各種職能於一體，只有少數大型公司有自己的組裝工廠，而絕大多數公司的生產都是外包的──由於沒有工廠加上業務往來以現金結算為主，相較江浙民營企業，他們的崛起和衰退都顯得悄無聲息。

每天，他們接收手機產業的最新流行資訊，在網上或網下接見從全國甚至全世界各地來華強北“朝聖”和採購的手機經銷商，並通過和配合的手機主機板、外觀設計、模具、殼料和組裝料供應商以及組裝工廠和物流公司，在最短的時間以最低的成本將這些需求變成產品──圍繞他們的零組件供應商可能數以萬計，分佈在深圳郊區及週邊地區，從業人數以幾百萬計。

他們可能是這個亢奮城市裡最亢奮的一群人，儘管很多人的眼睛看起來明顯睡眠嚴重不足。就好像他們自嘲的職業那樣，他們的早晨從中午開始，到深夜結束，幾乎沒有週末。他們穿著隨便，反應敏銳，有接不完的電話，語速極快而且有些焦躁不安，只有在和客人抽煙、喝功夫茶的時候，他們才會慢下來一會兒，有時會癱坐在沙發裡。

他們很多人的辦公室在深圳最高的寫字樓裡，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中的一部份人拖家帶口去公司、當著客人大罵髒話和在茶几上摳腳丫子──他們中有人是海歸，有人是博士，有人從前可能是手機店員，甚至也有人剛剛洗腳上岸。同樣，他們也願意在任何時候停下來，傾聽新資訊和新想法，哪怕對方只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夥子。

這些自稱做機的草根英雄們，“官方”和主流媒體對他們的最新稱呼是製造“山寨機”的“山大王”，取代了過去幾年的“水貨佬”、“黑手機”等稱呼。如果說過去幾年還只是《國際電子商情》這類敏銳的專業媒體有所關注的話，那麼在2008年夏天，他們的名聲達到了頂峰。

在奧運會開幕前的2個月，作為這個“穩定壓到一切”國家的媒體機器CCTV的報導，揭開了政府規格“山寨機”產業的序幕，也掀起了各類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和評論──即使是中國最嚴肅、最受人尊敬的媒體《南方周末》，在奧運期間也不惜版面報導“山寨製造”，講述山寨浪潮的第二波如何席卷數位相機和平板電視產業。在股市、房市和全球經濟都暴跌的2008年，“山寨”儼然和“中國舉重隊”一樣，成為最堅挺的代名詞。

危機重重和欲罷不能

而事實上，表面風光的“山寨機”產業，在成功“傷害”並搶佔了外資和所謂國產手機品牌的部份領地後，也開始了“自我毀滅”的歷程。由於大量廠商的低層次、同質化競爭，“山寨機”產業的真實狀況是，供應過剩、管道庫存積壓嚴重加上拋貨不斷，單機利潤已經由人民幣數百元，降至2007年的百元左右，到目前的幾十元到幾元不等甚至不少虧損出貨，大多數“山寨機”廠商在為今天的富足甚至只是溫飽搏殺，幾乎沒有人關心也沒有能力關心明天的午餐在哪?堙C

一位“山寨機”老板估計說，2008年賺錢的“山寨機”廠商不到1/3，另外1/3是持平，還有1/3是虧損的，而2007年賺錢的“山寨機”廠商比例超過1/2，2006年則幾乎人人賺錢。而從事手機快閃記憶體業務的創興電子公司市場經理潘華萍也表示，“山寨機”產業其實在2006年就已經達到了頂峰，2007則是2006年的延續，從2007年底開始，“山寨機”產業就進入了低谷，至今都沒有大的起色。對於2009年，“山寨機”廠商普遍的預期是更壞。

正因為如此，“跑路”成為2008年的“山寨機”產業最流行的詞彙之一，即使是2007年最成功的“山寨機”廠商，也有想跑路的嫌疑。一家非常知名的“山寨機”廠商，在2008年初獲得了大筆投資後，一改過去低成本和強調現金流的成功作業模式，開始大量鋪貨和大打廣告，讓業界人士看不太懂。聯想投資一位分析師表示，他們今年出貨沒有去年好，還這麼狂燒錢，好像有點玄機。這種舉動，既可以解讀為希望通過樹立品牌做強，也可以解讀迅速進一步做大銷售額以便上市套現跑路。

創興電子的潘華萍表示，事實上，2008年很多從業人士都在是否“跑路”中痛苦抉擇。“跑路”的途徑，要麼是通過資本市場上市或者併購退出，要麼是關門大吉或者人間蒸發，但無論是哪一條路都不好走。即使能夠很順利抽身，但這些人轉行後又能夠去做什麼呢？

他們中有不少人都從當年的電話機/呼叫器、VCD、音響、DVD、MP3/MP4等產業一路殺過來，匯整合一支越來越龐大的團隊，最後都進入了手機產業。我的一位朋友說，類似炒股炒久了的人對普通工作不再感興趣一樣，對於做過手機產業的人來說，其它產業都索然無味。

因為很少有合法的產業能夠好像手機產業一讓人亢奮和感到驚險刺激。它的獨特魅力在於，能夠在非常短的時間帶來高額回報，同時也要求你高度興奮和緊張，全身心投入，確保任何環節都不能夠出錯──一款“山寨機”的啟動資金從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產品規劃到量產出貨，慢則需要3~4月，快則1~2個月，如果大獲成功，幾個月後就是百萬級甚至千萬級的利潤。如此快速的產品週期，既得益於深圳完善的產業集群和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系，也要求“山寨機”廠商極其有限的員工好像上足了發條般高速運轉，有時甚至是夜以繼日。

因此，一家手機方案公司CEO的名言是，我不炒股，因為比起股市，我們這個產業驚心動魄多了，比股市更有意思。另一個從手機方案設計轉行去做兒童電子玩具的朋友，則深感生活突然變得悠閒，因為傳統產業的產品週期是以年計，而手機產業的產品週期是季和月甚至是周。而夏新手機一位德高望重的技術掌門人，在短暫轉戰視訊監控產業後，又回到了手機產業。

在這個產業裡到處流傳著“幾百萬甚至是幾十萬，在幾個月時間?媗雃迄X千萬，保安開上奔馳”的故事，雖然這種故事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少，但每天仍然在發生著。因此，儘管這個產業已經危機重重，他們也比以前變得更加謹慎，但欲罷不能。儘管他們的眼睛隱約可見血絲，他們的臉上寫滿了疲倦，但他們堅信自己仍會找到那個機會，成就新的故事，很少人願意服輸。

“山寨精神”和“革命者被革命”

表面上，“山寨機”產業由興轉向衰，可以歸結為2007年底手機關鍵元件功率放大器(PA)缺貨、2008年初蜂擁上大屏手機、上游方案同質化嚴重、手機牌照取消導致大量廠商湧入、政府在2008年夏天規格“山寨機”產業等等因素。但事實上，“山寨機”產業陷入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山寨機”在成功打破現有遊戲規則的同時，並沒有設立新的規則，其內生的“自我毀滅”機制最終導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劇。

網際網路上廣泛流傳的一份華為策略與行銷部門潘少欽和楊奕編撰的《山寨機的藍海策略》報告，很準確地分析了“山寨機”的成功之道：中國和全球市場的多層次、多元化；手機的日常消費品化；什麼功能都做，只要客戶喜歡，而且“價格超低扔了也不可惜”；技術成熟和產業鏈非常完善。

兩位作者總結說，“山寨機”的精神是：極具創新意識，不怕丟臉，不怕低利潤，把能實現的功能都實現，想方設法地滿足消費者的一切需求；你沒有的需求，也給你創造出來；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而創興電子的潘華萍也指出，山寨精神的精華是敢為天下先、極富創新精神。大屏觸控、雙卡雙待、超長待機、GPS手機、類比電視手機，CMMB電視手機等功能都是“山寨機”首創或者率先推廣。“山寨機”是把握中國消費心理的專家，例如“便宜也要好貨、加量不加價”。他們還是引導流行趨勢的高手，它們能很準確的把握時尚流行元素導入產品，如奧運會前夕源於“山寨製造”的水立方手機、鳥巢手機。

另外，“山寨”產業機動和靈活，響應速度快，能適應產業鏈和消費電子市場快速變化。在手機快閃記憶體領域耕耘多年的潘華萍對“山寨”英雄們的供應鏈管理能力印象非常深刻。

他表示，由於手機市場變化快，需求的不確定性決定了很多品牌手機廠家在做預測時非常保守，導致供應鏈上游供應商很難把握市場節奏，往往是產能安排大一些就供應過剩，價格戰肉搏見骨；剛把產能調下來，就又很快缺貨，變成一貨難求。而山寨大佬往往能洞悉供需變化和供需翻轉的轉折點，在市場供應緊張前，以很低的價格，能多備一些元元件，以保證缺貨時能有料生產。

在《山寨機的藍海策略》中，潘少欽和楊奕還繪製了“山寨機”的藍海策略佈局圖和坐標格：“山寨機”通過剔除牌照和知識產權，減少品質、行銷/售後和客戶群獲得了很低的成本，同時通過增加各種功能和創造獨特的個性，開闢了新的藍海。

不過十分可惜的是，“山寨機”在打破舊遊戲規則的同時，並沒有設立可持續性的新遊戲規則，其賴以成功的法寶，一是並不具備獨創性和持續性，二是難以對後來者形成門檻，其內部的“自我毀滅”機制最終導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劇。

相較普通手機，“山寨機”最大的競爭優勢可能是價格低、功能新奇和外觀獨特。但對於“山寨”產業界部來說，低成本和功能新奇或是來自上游主機板廠商，或者來自產業集群效應，別人都可以輕易模仿，因此不會構成任何人的競爭優勢。因此“山大王”們都說，目前賣手機就是在功能齊全的基礎上賣外觀。

在業界資深記者《國際電子商情》的孫昌旭的文章裡也看到了中國最大手機方案設計公司的老板將外殼視為手機的差異化所在(見文章《展訊論壇上掌門人最出乎意料的句子》)。然而，“山寨機”自己打倒了知識產權，也得面臨自己的新奇功能和獨特外觀輕易被同行抄襲的尷尬。

例如，今年仿伯爵“山寨機”曾一度熱賣，但由於多家廠商湧入，品質參差不齊，導致價格一落千丈，由開始的800多元的出廠價跌到目前的300多元。

正如二手市場好東西也賣不起價的道理一樣，在“山寨機”市場，也存在“劣幣驅逐良幣”效應。由於 “山寨機”的創新和法則難以形成門檻，因此大量廠商湧入，產品同質化嚴重，加上不存在品牌效應，必然導致價格大戰。

一方面，創新者能夠獲利的時間越來越短，例如CMMB手機電視剛剛推出不久就出現了價格戰，因此誰都不願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層次的創新；另一方面，由於“山寨機”的流通市場常常缺少最基本的監管，部份廠商為了降低成本不斷挑戰品質極限，例如 “山寨機”中，5~7元的電池大量使用。因此“山寨機”最終比拼的可能不是誰更優秀，可能是誰更狠──誰更會抄襲、誰敢挑戰品質極限和誰更少賺錢，最終形成惡性循環，使整個產業“下流化”。

因此，我的朋友潘華萍總結說，如果長期做下去，“山大王”們遲早都會虧損，例如不少前幾年賺得盆滿缽滿的“山大王”們這兩年又虧回去了，“一夜回到解放前”；只有那些賺了錢就跑路的人才是真賺了。也就是說，“山寨”產業適合完成原始積累，但並不具有可持續性，“山寨”很難成就變大變強和持續發展的企業。

簡而言之，“山寨”產業的根本危機，在於其內部缺少規則。“山寨”產業在為打破現有規則而歡呼後，並沒有及時設立一個可持續的新規則，因此也埋下“自我毀滅”的禍根──就好像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者“以革命的名義”將國王送上斷頭台不久後，自己又被另一批革命者送上了斷頭台，如此反覆，悲劇不斷。

這一點也類似中國封建社會，“革命”一直在進行，皇帝輪流當，但社會並沒有大的進步，直到20世紀末，我們才意識到改革比“革命”更加重要──革命只是換了一批人，改革改變的是不合理的體制。回到正題，“山寨”在本質上是一個沒有規格和規則的江湖和叢林市場，不脫離江湖，即使再厲害的“大哥”也有一天可能會一幫初出道的“小弟”亂刀砍死。

順便說一句，為什麼被“山寨機”傷害得最重的，是所謂的國產品牌，而不是外資品牌。因為說到底，曾經風光無限的國產手機，本質上也是“山寨機”，只不過是披著“品牌”和“牌照”的外衣而已──他們沒有好像外資品牌一樣形成真正的“品牌、品質、技術和行銷”等門檻，又沒有今日“山寨機”身上敢想敢拼的狼性，牌照特權讓他們成為了“扶不起的山寨機”。

今天我們為“山寨機”的低價和新奇功能所吃驚，但事實上好多年前國產手機走的也是同樣的路子，如當年某家廠商推出的“鑽石手機”。一位海爾手機的朋友苦笑著說，當年我們對付外資品牌的路數，現在“山寨機”又全用在我們身上──又是一個“革命者被革命”的故事。

正如上文所分析，“山寨製造”興衰背後的原因，從微觀上來說，是其不可持續的競爭法則。但從宏觀角度上來看，中國經濟三元化扭曲了正常的市場競爭，讓民營/草根企業無法獲得公平的機會，是導致部份產業“山寨化”的深層原因。

中國的產業或者市場，簡單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國家壟斷產業，如銀行、石油化工、鋼鐵、電信服務、軍工和房地產等，這類產業的進入門檻高但利潤率高，以國有企業為主，根據地在北京，二是全球化新興產業，如金融、資訊諮詢、網際網路和高科技產業等，它們的特點是存在高資本、高品牌、高科技或者高管理要求，利潤同樣豐厚，常常是外資企業佔據主導，多分佈在上海。

第三是競爭型產業，如電子、服裝、玩具和小商品等產業，它們的特點是競爭激烈和利潤率薄，但進入門檻較低，除了外資和國有企業勢力外，也是本地民營/草根企業的樂土，後者大量分佈於深圳週邊及江浙地區。

對於國家壟斷產業和市場來說，它的規則就是身份和關係。雖然很多時候它表現為潛規則，但潛規則畢竟也是規則，它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讓產業保持繁榮，讓門外的人望之生嘆。新興產業的競爭規則高資本、高品牌、高科技或者高管理要求，這是一個很良性的競爭規則，它能夠導致優勝劣汰，讓產業不斷進步。相較高門檻的前兩種產業，競爭型產業存在“外資企業、國有企業、民營/草根企業”更多元的競爭主體，競爭規則更加多元化，也容易出現“山寨化”。

我所謂中國經濟三元化的定義是，外資和國家壟斷力量佔據中國利潤最豐厚的產業。民營/草根企業由於身份和初始能力限制，只能夠在競爭激烈型產業謀生。即使在競爭激烈型產業中，民營/草根企業有時也無法獲得公平的競爭機會，因此選擇“山寨化”。

為什麼在眾多競爭型產業中，手機產業“山寨化”最嚴重？除了手機本身市場規模巨大(可容納大量中小廠商)、產品不斷升級換代(每一次升級都給新廠商帶來機會)和平台技術變革(中小廠商無需面對技術門檻)等因素外，根本原因是手機產業是中國經濟三元化──外資、國有和“山寨/民營”力量──對抗最尖稅的產業之一。

在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過去30年中，每當外資、國有和民營/草根力量衝突時，民營/草根力量常常是受害者，外資本身很強大，國有力量過於被保護，而民營/草根力量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角落自生自滅。

早期手機製造作為一個高科技產業/新興產業，為外資企業把持，隨後的牌照制度讓國有企業一夜崛起，這個階段又讓手機產業具有國家壟斷的性質。應當說，這個時期的牌照制度是成功的，因為外資力量過於強大，確實是需要用牌照制度有所設防，這也符合國際慣例。

然而，再到後來，隨著上游技術成熟和下游需求井噴，一個要求物美價廉的平民和草根市場形成，很多外資和國產手機企業從業人士紛紛下海創業，很多產業外部的廠商也開始加入。也就是說，這時手機產業本應成為一個充分競爭的產業了，但這個時候牌照制度仍沒有大的松動。

由於新加入者無法獲得合法的身份，也無法以“品牌、行銷”等“正當”的方法參與市場競爭，只能利用牌照制度的種種漏洞，創立自己的遊戲規則，“山寨”產業如野草般瘋長，而且隨著上游技術門檻消失愈演愈烈──討論一下，如果在2004年左右手機產業仍存在一定技術門檻的時候就開放牌照，讓有一定實力的廠商自由進入，今日的中國手機產業是何局面呢？

在對所謂主流市場維持“高準入”的同時，有關部門對“山寨”市場又缺少最基本的監管，任由自生自滅，這是犯的另一個錯誤。打一個非常不恰當的比喻，即使我們的法律不認可性工作者，但我們也要承認性工作者確實在我們社會存在的現實，對他們/她們進行必要的預防性病和犯罪教育，既是體現基本的人文關懷，也是保障整個社會的安全。

再補充一句，除了微觀的“自我毀滅”機制和宏觀的“中國經濟三元化”監管制度外，傳統壟斷產業和新興產業的“擠壓”效應也加速了“山寨”產業的衰亡。一方面，“山寨”產業的原材料成本、人工費用、房租成本和資金費用，都受制於銀行、石油化工、鋼鐵和房地產等國家壟斷產業，而這些成本近幾年來節節攀升。

另一方面，新興產業讓“山寨”產業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例如上游的晶片平台的整合度越來越高使得手機開發和製造變得簡單，以及網際網路等資訊技術讓一切都變得透明，讓世界變得更平坦，讓進入的門檻越來越低。

超越“山寨製造”：政府、產業和企業協力

正如上文所分析，手機產業“山寨化”的原因是，“主流市場牌照限制”把大量草根英雄們逼上梁山，導致“山寨”和山大王們湧現。而山寨產業界部本身缺少良性運轉規則，政府又對“山寨產業”缺少最基本的監管，加速“山寨”內部的“劣幣驅逐良幣”和“自我毀滅”效應，結果是──有驚無險、愈來愈強的外資品牌，扶不起的所謂國產手機品牌，以及一大群不強不大的“山大王”們。

因此，要超越“山寨製造”，就要解決上述源頭問題。對於政府和相關部門來說，要設立以“較低市場準入門檻，較高市場監管和產品品質標準”為特怔的監管體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賽馬，不相馬”，要降低門檻，讓盡可能多的廠商都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但對於市場上(無論是主流市場還是山寨市場)觸犯底線的廠商和產品絕不姑息，如低劣的電池和充電器、選單上遍佈收費增值業務陷阱、1：1高仿、明顯誇大和欺騙性的電視購物廣告等現象。

而對於產業協會來說，可以協助政府設立產業基本競爭法則，引導企業自律，清除少數害群之馬等等。也就是說，針對中國產業和市場的現實，我們可以設立一個較低標準的競爭規則，然後隨著產業的發展逐步提高這個標準，但絕對不可以沒有標準和規則，沒有底線，否則產業只會越來越“下流化”。

讓人欣喜的是，這方面已經有非常積極的變化。如手機牌照制度開始放開，入網檢測時間和費用大幅減少，政府在2008年夏天規格“山寨”產業，重點打壓高仿企業，深圳手機產業協會成立..儘管這些舉動在短期內會給某些企業帶來陣痛，甚至影響市場，但對於整個產業無疑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就好象《手機配件》雜誌一位朋友的郵件簽名“你不付出、我不付出、誰來付出。你來索取、我來索取、向誰索取”！

當然，最重要的是，還是作為主角的“山寨”英雄們。毫無疑問，“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是我們這個後進國家和產業最為寶貴的精神，仍然值得發揚。不過，隨著手機產業競爭激烈和暴利期基本結束，“山寨”英雄們需要端正心態，未來“一機成名和一夜暴富”可遇不可求，更需要一步一個腳印。

在繼續“山寨式”創新的同時，“山寨”英雄們也要充分尊敬和學習品牌、誠信、品質、行銷、管理和技術這些全球通行的競爭法則，以便在於自己的細分市場，獲得較為持續和穩固的競爭優勢──不隨便打破競爭規則的底線，既是確保產業和諧發展，更重要的是保護自己。

儘管目前“山寨”產業危機重重，但同時也孕育著巨大的機會。如果說第一波“山寨”英雄們成就於草根市場──外來務工人員、三四級和農村市場，那麼下一波的“山寨”英雄們(或者說民族手機品牌締造者)一定源於白領和中產階級市場。

由於受西方文化和全球化洗腦，加之文化自卑和國產無精品，過去白領以上市場一直為外資品牌占領。但隨著中國文化和中國經濟一起崛起和覺醒，白領群體越來越大，一個以消費“反映本地優秀文化、品味和生活方式”的本國品牌為榮的時代一定會來臨──畢竟這個國家曾長期向全世界輸出過以琴棋書畫、陶瓷、絲綢和茶葉為代表的精致、幽雅生活方式。

這是中國所有產業的機會，當然也是國內手機企業的機會──在網際網路領域，Google是全球最偉大的企業之一，但在中國，“百度更懂中文”，相信未來這樣的國內手機企業一定會出現。這一點，傳統的國產手機品牌沒有做到，第一代“山寨”英雄們只做到了一部份。

“山寨式創新”畢竟還是粗糙的，很多時候是迎合溫飽時期草根階層較為低級的趣味──這無可厚非，甚至還是值得贊賞，還記得我們用第一台手機的時候是多麼的興奮嗎，“山寨機”同樣也為很多草根階層帶來了這樣廉價的快樂，所以我的朋友電子創新網總策劃人張國斌一直強調，在評論“山寨機”前，一定要“對普通大眾懷有一顆關懷和慈悲之心”。然而，就好像“趙本山”固然值得尊敬，但如果始終是“趙本山”而不是“陳丹青”是我們的文化偶像，那麼這也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因此，未來能否滿足草根階層升級換代的需求，能否占領“白領和中產階級市場”，或許可以用來分析現有國產品牌和“山寨”英雄們的長遠潛力和未來。

另外，中國和全球市場的多層次、多元化，手機的時尚化和消費化，也讓一些中小品牌成就於細分市場成為可能。《國際電子商情》的孫昌旭暗示說，未來手機產業可能像服裝產業一樣，可以容納不少品牌和廠商。

她表示：「其實這種山寨現象在服裝產業流行已經很多年了，然而目前中國服裝產業仍然是養活著一大批人，有人買幾萬元的衣服，也有更多人去買幾十元的衣服。只不過潛意識?堣H們認為電子產業或者手機產業是高科技企業，應該賺更多的錢，其實目前電子產業可能還不如服裝產業。」

而對於更廣泛的“中國製造”們來說，“山寨”現象則帶來了更多的思考與啟發，如山寨式創新、高效供應鏈運作、產業集群效應、外包和虛擬企業等。

電子創新網的張國斌表示，“山寨機”給了我們兩點特別重要的啟示，一是所謂的高科技產品並非高不可攀，“農民也能造手機”讓高科技產品從神聖的高階走到民間；二是它增強了國人的創新自信力，“山寨機”後，“山寨直升機”、“山寨勞斯萊斯”等的出現，說明“山寨機”已經大幅激發了國人的創新熱潮！

電子創新網的張國斌還認為，“山寨”現象更是對傳統“Wintel”(微軟Windows+英特爾CPU)開發模式的顛覆，預示著未來研發創新模式從大公司主導向眾多小公司參與主導的方向轉變。“消滅權威！我是主導”，網際網路新經濟時代的精髓在山寨機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張國斌甚至宣稱，“山寨，中國未來的創新活力源！”

而《國際電子商情》的孫昌旭則認為，全球絕無僅有的中國山寨機市場一直處於“創新”與“模仿”兩個完全相佐的意識形態中。認同它的人，認為它就是一種創新，不論從功能、用戶介面還是到外型都是一種創新，例如，有些仿蘋果山寨機，比真蘋果介面更友好和好用；而反對它的人則認為，它僅是跟在蘋果、諾基亞、三星等大腕後的模仿。她反問道：“到底什麼是創新，你心目中的創新是如何定義的？”

山寨製造與中國經濟奇蹟的未來

如果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語境下看“山寨製造”，就會發現，“山寨”背後的民營/草根力量，既是改革30年來中國經濟奇蹟的動力，也蘊涵著中國經濟的很多秘密，包括當下的經濟問題。

在過去30年間，中國經濟的活力本質上源於深圳週邊和江浙地區成千上萬的民營/草根企業，他們組成的“螞蟻雄兵”，將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帶到全球各地，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去10年間，“金融、石油化工、鋼鐵、電信服務和房地產”等國家壟斷/社會基礎性產業高速發展，說到底是因為以民營/草根企業為代表的實體產業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如企業變大、富裕階層出現和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等等，推動了這些產業的發展。

儘管國家壟斷企業有不少巨無霸，包括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但可惜的是，他們只能夠在國內稱王稱霸，在全球市場基本上看不到他們的身影。相反，在分享“民營/草根”實體經濟的成果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還在阻礙實體經濟發展，例如這幾年銀行、石油化工、鋼鐵和房地產等國家壟斷產業過度發展導致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大幅提升。

說到底，我們國家競爭力的基礎，還是這些“螞蟻雄兵”和“山寨”們。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本質就是山寨經濟。而正如前文所說，“山寨化”在迅速創造奇蹟的同時，也會產生兩大危害，一是打破現有競爭法則，讓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所以近年來“中國製造”和中國商人在全球各地遭受越來越嚴重的抵制；二是“山寨”的“自我毀滅”機製成長不了大企業，很多時候國內企業在全球各地自相殘殺到集體失血而亡。我那位元海爾手機的朋友表示，很多時候亞非拉美廠商在招標的時候，一屋子坐著都是中國人。

所以除了華為和中興等個別企業外，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產生真正的世界級企業，相較我們鄰居印度的塔塔集團、Infosys、Wipro、Dr. Reddy's Laboratories和Bharat Forge等企業，我們的華為、中興、聯想、海爾和TCL們依然需要汗顏──相較別人是靠資本、品牌和技術等賺錢，我們賺的還是苦力錢，很少正規軍，仍以游擊隊為主。

正是因為如此，深圳山寨製造、江浙民營企業與中國宏觀經濟在2008年一起陷入低谷並不是偶然。其內在邏輯是，由於“破壞性創新”和“自我毀滅”機制，山寨式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到了極致，面臨內憂外患──在外部，“中國製造”被很多國家群起而攻之，在內部，“中國製造”自相殘殺，都長不大。

而過去幾年中以金融、房地產等代表的國家壟斷/虛擬經濟又將山寨式經濟成果無限放大和透支，最終泡沫破滅──中國經濟奇蹟是不容爭議的事實，但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產生一批世界級企業，這個國家的經濟能夠真正強大嗎？

因此，無論對於深圳山寨製造還是對於中國經濟來說，充滿危機的2008年可能反倒提供了一個契機──打破中國經濟三元化，繼續學習和發揚“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但超越山寨製造的劣根性，尊重和學習全球通行的競爭法則，和諧融入全球產業體系，就好像那首“我和你”唱出了我們這個不斷打破規則和創造奇蹟的國家期望通過2008年奧運會融入世界、獲得世界認同的渴望。

（本文作者潘九堂現任創揚通訊技術(深圳)市場經理，負責銷售與市場工作）

轉摘自電子工程專輯